中国制宪运动是由具法统之政府发起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变革，无论是没落的清廷，朝不保夕的军阀政府，纷扰不断的国民政府，都不曾忘记立宪的时代使命，无论他们最终的目的指向何方。而民国学人，或可说，唯变换的宪法（或约法）马首是瞻，在政治变迁的激流中辗转腾挪，虽有自己的坚守，但政治导向仍不免使得学术研究不那么纯粹。

1. 清廷制宪图景

有学者认为，清朝政府于1900年败于八国联军后，之所以继续主政至1912年，既因为没有其他政权可取而代之，也因为中国人和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更愿意维持安定，不愿有动乱。

庚子国变后（1900年），清廷已然有所领悟，加之国际社会的要求，遂于1901年开始所谓新政。不过，新政并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。日俄战争中，君主立宪的日本对专制俄国的胜利，进一步警醒了清廷统治者。中国同盟会恰在此时成立，清廷感受到以它为代表的反对力量的威胁，这也促成清廷开启预备立宪进程。随即（1905年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域外宪政，直接目的便包含以改革化解潜在的革命隐患。

清廷的立宪行为是对海内外知识精英的极大鼓舞，而其稳步推行也使得革命党的活动陷入空前低谷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前途普遍看好，有计划的九年预备立宪已成为国内外立宪党人的共识。1908年发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为君主立宪制定了一个政治框架，也是走向立宪政体关键的一步。

光绪帝与慈禧皇太后却在这个关键时期突然辞世，缺乏定鼎之人，预备立宪进程陡增变数。

一开始，立宪进程大体顺遂。即便因与日本签订《间岛条约》引发的东三省危机，立宪党人不得不加快立宪步伐，朝廷决定将九年预备期缩短为五年，但立宪进程并未受到多大耽搁，显得更为紧凑。

但是，清廷按照立宪路线图于1911年5月发布的皇族内阁，却令舆论哗然，且在社会各界压力下仍强硬地维持这项决议，而新内阁更是在第二天宣布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，这两个可谓“致命失误”的处理不当，直接引发新军哗变。虽然朝廷惊醒，很快采取补救措施，但召集国会时皇族对权力的坚持，终于引起新军将领不满，遂由袁世凯出面施压清帝逊位，“一个缺乏诚意的改革者，在即将进入君主立宪时，终因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徒手将自己推翻。”（马勇）

2. 民国制宪乱象

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，是立宪党人为打破南北和谈僵局，为袁世凯名正言顺执掌法统的过渡形态（避免和谈后直接掌权而让袁氏成为火中取栗之奸臣权臣）。在清帝退位后，孙中山依承诺辞职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，都是按照立宪派设定的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。故而，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，所谓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，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阶段理论，也因此在当时未受到真正的关注，临时政府留下的最具象征意义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也理所当然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（北洋政府）重视。

袁世凯被推选为总统后，革命党便试图通过国会这一平台实现其政治抱负，以约束袁世凯。立宪进程并未因政党斗争而中断，1913初即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。

然而袁世凯在轻易镇压孙中山领导的“二次护法”运动后，便迫使国会出台总统选举法，使其正式成为法理上的大总统。袁氏上任后，试图尽快摆脱《临时约法》束缚，国会与袁氏之间就宪法草案的角力，终以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（即“天坛宪草”）的匆忙出台而结束。此后国会即被袁氏解散，按其意愿召集所谓约法会议，指令通过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，确立起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进而修正总统选举法，图谋成为终身大总统。

然而，1915年的称帝闹剧，使其由政治强人沦为孤家寡人，身死为天下笑，各路军阀也因此并起争雄。1916年至1922年间，国会两度解散又恢复，期间清帝复辟闹剧，军阀与国会的矛盾亦使中央统一立宪无望，省宪运动并起但实施不力。直至1922年直系击败皖奉军阀，曹锟逼走黎元洪后通过贿选手段继任总统，由部分受贿议员组成的宪法会议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（1923年）。

然贿选行为受到各方征讨，贿选宪法被推翻，直皖奉系各路军阀，或互相讨伐，或同室操戈，1923年至1927年的四年间国家纷扰不堪。1928年，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北伐成功，方覆灭北洋政府，全国复归统一，迁都南京。

孙中山去世（1925年）后的国民党内部成分裂态势，至1930年仅与南京国民政府敌对之汪精卫等起草《中华民国约法草案》，却推动了南京政府的制宪努力。在是否制宪问题的争论中，蒋介石的强力干预，于1931年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。

按照规定，训政时期当于1935年即结束。但这一时期，日本对中国之企图愈发明显。为抵御外患、挽救危亡，在孙科主导下，国民大会开始从速立宪。1936年5月5日，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（即“五五宪草”）正式宣布。 

然受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影响，使得国民大会直至抗战结束后才重新开启，对“五五宪草”总统权力过于集中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。但后来国共关系出现裂痕，共产党与民盟退出国民代表大会。1946年召开的国大在占85%的国民党党员表决下，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宪法》，定于1947年公布，同年12月25日开始实施。但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，1949年4月共产党占领南京，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法统易主，1946年宪法未及实施，就自动失效。

3. 政治激流中的一些学人

在清末民国的这幅图景里，一些学人附着于政治一展抱负。

梁启超，在清末动荡的政治背景下，以救国为第一要务，亲自上阵，梁氏“自公车上书而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，宦海浮沉中名利场上蹚一趟浑水，学术乃成救世之具、用世之器……进进出出，忙前忙后，其分心可知，其用心可知。”（许章润语）

伍廷芳，不同于梁氏在野奔忙，其1898年即上《奏请变通成法摺》吁请变法，后与沈家本同为清末修律大臣，引进西方法制，其心切切，希冀毕其功于一役，却终与清廷决裂。

张耀曾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毕业后回国任孙中山秘书，协助起草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后历任国民党总干事、众议院议员、云南督府参议、北大法科教授，参与起草“天坛宪草”。

王宠惠，早年便与孙中山相识相交，孙氏之五权宪法理论所需宪法知识多受其影响，回国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、民国北京政府、南京国民政府执掌过外交、立法、司法、教育、行政等部门。“一如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，先生生于危难，长于忧患，在救国第一的情势下，治学乃成余业……身为一代法学名家，除开九篇宪法论文，其他竟然乏善可陈，也确乎不能不让人顿生盛名之下的唏嘘了。”

王世杰，归国后自武大校长，至司法部长、教育部长、外交部长，“出入府阁，一生学而优则仕”，然在今人看来，“一卷文章，应景之作有之，急就之章有之，多少不免乏善可陈的窘迫，虽贤者亦难以讳，哪里堪当‘大法学家’的美誉。”

…………

清末民国立宪运动波云诡谲，在挽救民族危亡、实现国富民强这一历史使命的重压下，学人纷纷以救亡为第一要务，以为只有出仕入宦方能实现报国救国之志业，遂“校园内外奔走，党内党外出入，忙忙叨叨，上上下下”，而治学反倒成了余业。正是这份历史使命与对时代的妥协，深刻影响着学术研究，使得著作尽应“立宪”之景，独缺纯粹价值与本源之求索。

备注：

本文写作参考了《清亡启示录》（马勇，中信出版社2012.11）；《费正清论中国：中国新史》（费正清，台北：正中书局，民83）；《中国近代史：中国的奋斗》（徐中约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）；《宪法学导论》（2版）（张千帆，法律出版社2008.08）；《法学家的智慧：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》（许章润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