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在吉野家吃饭，遇见一位衣衫褴褛、面有污垢的老人，斜挎布包，里面塞满塑料袋。他坐在最里头，吃着不知杂糅了哪些食材的糊状物。我挑远处坐下。周围有不少妈妈带着孩子。老人和善打招呼，提醒沙发上蹦哒的小女孩别摔下来，回答不远处小男孩的提问，“今天是什么节日？”“不知道啊？”“感恩节！”男孩并未在意妈妈的阻挠，与老人聊天。老人的邻桌是个小女孩，他问她，“你的汤还喝吗？”小女孩说，“我不喝，给您喝吧。”

这时，我才正视老人，仔细端详，他目光清明，行为诚恳克制。我羞愧于自己的偏见。有人会说，这是必要的警惕，毕竟社会“险恶”，现实骨感。但在此刻，身处这样的情境，看着老人与小孩，我确确实实感到羞愧。这种感觉，与之前“闪避”的想法一样，同为下意识感受。吃完饭，我准备离开，老人招呼，“走啊？”，我回以笑容，“走了，您慢吃！”

我得想明白，我为什么会闪避，又为什么感到羞愧。

这位老人被我们视作弱势群体一员，可能是“流浪人员”，可能是“空巢老人”。从穿着判断，更像前者。很多人会下意识闪避，许是源自潜意识里的不安。而潜意识的形成，可能源自“流浪人员”与“犯罪”不经印证、似是而非的关系，也可能觉得，一位衣衫褴褛、面有污垢之人，与“正常”的我们不一样。

闪避和羞愧的念头互搏，前者经常占据上风。人的想法与行为受快慢两种思维系统掌控。在“快思维”领域，成见有优势。这时，需要“慢思维”提供判断，以理性修正潜意识。后者懒政，不轻易出手。好在，羞愧感是“快思维”里的“善”，让我们对“不善”敏感，产生质疑，进而开启“慢思维”，借助理性作出正确判断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有羞愧、同情、怜悯之情，大多属下意识的感受。我们都想成为好的人，良善对待他人，并被他人良善对待。正是天性中这份善意，指引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好的陌生人、好的亲友。当别人说，警惕那些流浪人员时，你或许会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远离，但你会发觉，这样看他们似乎不对劲。所以，当有人恶语相向时，你会劝阻；当公权力为了所谓市容、社会稳定强制收容遣送时，你会站出来声援。当别人说，穆斯林社群不仅带来恐怖主义威胁，他们的高生育率同样让人忧虑。即便很多人并未接触过这一群体，你仍会觉得这种看法是“不善”。若正好有些穆斯林朋友，你更会反感它。

从这点出发，我们再来看大洋彼岸，不少人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感到难过，就不难理解这种心态。这与是不是具有白左、知识分子、精英心态的标签无关，而是源自人们的良善之心。很多人觉得，为什么一位公然发布歧视言论的候选人，能够成为总统。当然，我未曾身处其间，这种共情也不过是猜测。

人们担忧，近半数美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，是不是因为他唤醒了许多人内心偏见的魔鬼。其实，到底是不是这样，支持与反对双方，都只是推测。我们无法询问每一位投票者，基于哪些理由支持特朗普。而且，我们发现，不论支持者或反对者，似乎都出于“善意”投票。容忍甚至认可特朗普歧视言论的一些人，可能确实认为非法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，致使他们无法赡养父母子女，出于承担家庭责任的“善”，他们选择特朗普。而一些反对者认为，川普上任可能逆全球化而行，危及美国经济，终将传导至个体，致使收入降低，工作机会减少。而且，他所宣扬的歧视言论，可能使得社会对少数群体的“善”减损，以致偏见横行。观念之间，有鸿沟。

人们行为背后，自有逻辑自洽的考量，而且自认出于善意。以“不善”来定义对方，并以此作为反驳的立论基础，恐怕无法实现和解，甚至基本的对话都难以进行。不少人陷入两难。不过，不能因为出现黑天鹅而放弃对话，纠正偏见、跨越观念鸿沟的努力应继续。好在，有越来越多靠谱信源辅佐事实判断，这些信源由愿以科学方法和规范论证自我约束的平台或个人建立。

在民主社会，我们无法也不能阻止绝大多数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，它可能反映个体的经济、权利诉求，也可能宣泄偏见或歧视，这些言论共同塑造着复杂民意。我们担心，言论若受权力筛选，容易被控制并利用，或遭有限认知能力忽视，所以，我们约定，平等主体共同享有言论自由。公共空间里，容纳得下对流浪人员的偏见，容纳得下川普的歧视言论，在这一维度，言论自由原则不判断哪些言论对错，它在保护每个人的发言权利不被剥夺。但在另一维度，我们又渴望知识来帮助作出正确判断，使我们能认清事实，以胜任公共讨论，胜任公民角色，胜任民主。我们划分学科，确立科学方法和论证规范，正是为了尽力确保专业知识产出的慎重。在这个空间，言论需要不断在方法、事实与规范间穿梭，不断经受批判，它不“自由”。不过，这些经受锤炼的言论，可以成为我们判断的基础。当有人说，“流浪人员”是高犯罪率群体，他们用数据告诉我，这个观点是错的。当有人说，穆斯林群体是恐怖主义的源泉。他们也以翔实的论据、规范的论证告诉我，这个观点何其荒谬。

有人说，既然心怀善意，认定自认正确之事就好，何需如此费劲——哪能这般轻易。个体独自面对社会变迁，身处不同社群，情境力量何其强大。做判断时，不只要与情境对抗，还要与人性弱点、潜意识对抗——我们希望借助专业知识充实底气。

我身处不同群体。若以“主义”或“立场”来标签，在司法机关，不少同事有民族主义倾向，认同威权体制，美选议题上，支持特朗普，认同他的“仗义执言”，认为希拉里竞选存在黑幕；父母一辈则走得更远，他们普遍关注政军议题，有仇日情绪，轻信阴谋论，深信希拉里为邮件门灭口；而在内容创作团队以及友人群体，我们大体倾向于自由派立场，警惕公权力，反感特朗普的歧视言论，关注少数群体。

基于对群体中多数人的了解，我大概能勾勒出各家形成现有观念的合理路径。信息准确与否、判断得当与否或有答案，但我不能认为，我持有的观念整体上更具正当性，优于同事和父辈这两个群体，并在日常交往中，通过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强势控制或纠正姿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尊重言论自由的既定要求。

但是，若偏见甚至歧视性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，面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群，必须经受严格检视和批判。此时，言论自由无法作为不受批判的屏障，若他人有提出侵权之诉的充分理据，言论自由更无法作为免责的理由。

作为发表言论的个体，面向公共空间的发言已然迈出私人领地，理应瞻前顾后，以良善之心自我规范，以经受批判检视的专业知识作为言论基础，审慎些，克制些。当然，他人与公权力无权阻止你的大多数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，尤其面向公权力的批评，你享有更充分保护。初设言论自由原则的目的，正是为了防范权力在此时压制个体。

公共发言应被严肃对待。言论自由原则与追求“善意”言论并不冲突，后者也与“政治正确”无关，而是出于人们的良善之心。

我想成为一个好的人，这个过程中，偏见如影随形，情境压力也试图润物无声，个体很难独自抵御，期待能有更多以科学方法与规范论证自我约束的平台和个人，持续提供靠谱信息，借助这些经受批判的知识，我能不断反思成见，胜任“好”人和“好”公民的角色。

＊本文写作参考

陈嘉映:《哲学 科学 常识》，东方出版社2007.2；

［美］罗伯特.波斯特著、左亦鲁译:《民主、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：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.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