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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在吉野家吃饭,遇见一位衣衫褴褛、面有污垢的老人,斜挎布包,里面塞满塑料袋。他坐在最里头,吃着不知杂糅了哪些食材的糊状物。我挑远处坐下。周围有不少妈妈带着孩子。老人和善打招呼,提醒沙发上蹦哒的小女孩别摔下来,回答不远处小男孩的提问,“今天是什么节日?”“不知道啊?”“感恩节!”男孩并未在意妈妈的阻挠,与老人聊天。老人的邻桌是个小女孩,他问她,“你的汤还喝吗?”小女孩说,“我不喝,给您喝吧。”

这时,我才正视老人,仔细端详,他目光清明,行为诚恳克制。我羞愧于自己的偏见。有人会说,这是必要的警惕,毕竟社会“险恶”,现实骨感。但在此刻,身处这样的情境,看着老人与小孩,我确确实实感到羞愧。这种感觉,与之前“闪避”的想法一样,同为下意识感受。吃完饭,我准备离开,老人招呼,“走啊?”,我回以笑容,“走了,您慢吃!”

我得想明白,我为什么会闪避,又为什么感到羞愧。

这位老人被我们视作弱势群体一员,可能是“流浪人员”,可能是“空巢老人”。从穿着判断,更像前者。很多人会下意识闪避,许是源自潜意识里的不安。而潜意识的形成,可能源自“流浪人员”与“犯罪”不经印证、似是而非的关系,也可能觉得,一位衣衫褴褛、面有污垢之人,与“正常”的我们不一样。

闪避和羞愧的念头互搏,前者经常占据上风。人的想法与行为受快慢两种思维系统掌控。在“快思维”领域,成见有优势。这时,需要“慢思维”提供判断,以理性修正潜意识。后者懒政,不轻易出手。好在,羞愧感是“快思维”里的“善”,让我们对“不善”敏感,产生质疑,进而开启“慢思维”,借助理性作出正确判断。

生活中,我们常有羞愧、同情、怜悯之情,大多属下意识的感受。我们都想成为好的人,良善对待他人,并被他人良善对待。正是天性中这份善意,指引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好的陌生人、好的亲友。当别人说,警惕那些流浪人员时,你或许会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远离,但你会发觉,这样看他们似乎不对劲。所以,当有人恶语相向时,你会劝阻;当公权力为了所谓市容、社会稳定强制收容遣送时,你会站出来声援。当别人说,穆斯林社群不仅带来恐怖主义威胁,他们的高生育率同样让人忧虑。即便很多人并未接触过这一群体,你仍会觉得这种看法是“不善”。若正好有些穆斯林朋友,你更会反感它。

从这点出发,我们再来看大洋彼岸,不少人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感到难过,就不难理解这种心态。这与是不是具有白左、知识分子、精英心态的标签无关,而是源自人们的良善之心。很多人觉得,为什么一位公然发布歧视言论的候选人,能够成为总统。当然,我未曾身处其间,这种共情也不过是猜测。

人们担忧,近半数美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,是不是因为他唤醒了许多人内心偏见的魔鬼。其实,到底是不是这样,支持与反对双方,都只是推测。我们无法询问每一位投票者,基于哪些理由支持特朗普。而且,我们发现,不论支持者或反对者,似乎都出于“善意”投票。容忍甚至认可特朗普歧视言论的一些人,可能确实认为非法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,致使他们无法赡养父母子女,出于承担家庭责任的“善”,他们选择特朗普。而一些反对者认为,川普上任可能逆全球化而行,危及美国经济,终将传导至个体,致使收入降低,工作机会减少。而且,他所宣扬的歧视言论,可能使得社会对少数群体的“善”减损,以致偏见横行。观念之间,有鸿沟。

人们行为背后,自有逻辑自洽的考量,而且自认出于善意。以“不善”来定义对方,并以此作为反驳的立论基础,恐怕无法实现和解,甚至基本的对话都难以进行。不少人陷入两难。不过,不能因为出现黑天鹅而放弃对话,纠正偏见、跨越观念鸿沟的努力应继续。好在,有越来越多靠谱信源辅佐事实判断,这些信源由愿以科学方法和规范论证自我约束的平台或个人建立。

在民主社会,我们无法也不能阻止绝大多数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,它可能反映个体的经济、权利诉求,也可能宣泄偏见或歧视,这些言论共同塑造着复杂民意。我们担心,言论若受权力筛选,容易被控制并利用,或遭有限认知能力忽视,所以,我们约定,平等主体共同享有言论自由。公共空间里,容纳得下对流浪人员的偏见,容纳得下川普的歧视言论,在这一维度,言论自由原则不判断哪些言论对错,它在保护每个人的发言权利不被剥夺。但在另一维度,我们又渴望知识来帮助作出正确判断,使我们能认清事实,以胜任公共讨论,胜任公民角色,胜任民主。我们划分学科,确立科学方法和论证规范,正是为了尽力确保专业知识产出的慎重。在这个空间,言论需要不断在方法、事实与规范间穿梭,不断经受批判,它不“自由”。不过,这些经受锤炼的言论,可以成为我们判断的基础。当有人说,“流浪人员”是高犯罪率群体,他们用数据告诉我,这个观点是错的。当有人说,穆斯林群体是恐怖主义的源泉。他们也以翔实的论据、规范的论证告诉我,这个观点何其荒谬。

有人说,既然心怀善意,认定自认正确之事就好,何需如此费劲——哪能这般轻易。个体独自面对社会变迁,身处不同社群,情境力量何其强大。做判断时,不只要与情境对抗,还要与人性弱点、潜意识对抗——我们希望借助专业知识充实底气。

我身处不同群体。若以“主义”或“立场”来标签,在司法机关,不少同事有民族主义倾向,认同威权体制,美选议题上,支持特朗普,认同他的“仗义执言”,认为希拉里竞选存在黑幕;父母一辈则走得更远,他们普遍关注政军议题,有仇日情绪,轻信阴谋论,深信希拉里为邮件门灭口;而在内容创作团队以及友人群体,我们大体倾向于自由派立场,警惕公权力,反感特朗普的歧视言论,关注少数群体。

基于对群体中多数人的了解,我大概能勾勒出各家形成现有观念的合理路径。信息准确与否、判断得当与否或有答案,但我不能认为,我持有的观念整体上更具正当性,优于同事和父辈这两个群体,并在日常交往中,通过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强势控制或纠正姿态。在我看来,这是尊重言论自由的既定要求。

但是,若偏见甚至歧视性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,面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群,必须经受严格检视和批判。此时,言论自由无法作为不受批判的屏障,若他人有提出侵权之诉的充分理据,言论自由更无法作为免责的理由。

作为发表言论的个体,面向公共空间的发言已然迈出私人领地,理应瞻前顾后,以良善之心自我规范,以经受批判检视的专业知识作为言论基础,审慎些,克制些。当然,他人与公权力无权阻止你的大多数言论出现在公共空间,尤其面向公权力的批评,你享有更充分保护。初设言论自由原则的目的,正是为了防范权力在此时压制个体。

公共发言应被严肃对待。言论自由原则与追求“善意”言论并不冲突,后者也与“政治正确”无关,而是出于人们的良善之心。

我想成为一个好的人,这个过程中,偏见如影随形,情境压力也试图润物无声,个体很难独自抵御,期待能有更多以科学方法与规范论证自我约束的平台和个人,持续提供靠谱信息,借助这些经受批判的知识,我能不断反思成见,胜任“好”人和“好”公民的角色

 

*本文写作参考

陈嘉映:《哲学 科学 常识》,东方出版社2007.2;

[美]罗伯特.波斯特著、左亦鲁译:《民主、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: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》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.5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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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林毅

杨林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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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人,刑事法律、监察法制研究者。联系方式:yanglinyi0906@gmail.com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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