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已经被捕了！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……”，好莱坞影视剧中，我们常能听到这句台词，也知道，这是在告知被逮捕的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米兰达警告（Miranda Warning）。

它的内容不止于此，完整的表述是，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；如果你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，你所说的一切均可能在法庭上被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；你在回答我们的提问之前，有权与律师交谈；如果你无法承担聘请律师的费用，我们将在讯问前为你指定律师；你可以在讯问过程中的任何时候行使上述权利。”

这项声明，一般印制成“米兰达卡片”，由警察随身携带，在实施逮捕时照此宣读，要求语速适当，表达清晰，以便犯罪嫌疑人准确理解。再由其签署已获警告并理解内容的书面文件。

1. 米兰达警告的由来

它源自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（Miranda v. Arizona, 1966）。米兰达被控涉嫌劫持并强奸一名女孩，经讯问，供认罪行。案件诉至法院。辩护律师提出，讯问前，警察并未告知米兰达有权请求律师帮助，有权保持沉默，以及供述将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。两级州法院均驳回该辩护意见，米兰达上诉至联邦最高院。最高院认为，在讯问前警察未充分告知米兰达享有的诉讼权利，由此取得供述不得在控诉中使用，决定推翻原判决，发回重审。

这份联邦高院判决确立了如下规则：被讯问人享有沉默权、律师在场权、获得律师帮助权；讯问前，警方必须告知其享有的权利，以及放弃沉默权作出陈述的后果；被讯问人可以自愿、明知且明智地放弃以上全部或部分权利，也可以在讯问过程中随时主张以上权利，在权利得到满足前，讯问不得继续进行。

若违反该规则，一般来说，所获供述将不能作为被追诉人的定罪根据。自此，方才有了那句经典台词。

2. 米兰达规则的例外与警察的规避

警察未必喜欢这项规则。试想，受到警告后，你将充满警惕，明白警方与你对立，进而抵触提问，行权抵抗。警察更希望与你形成“亲善”的关系。在秘密且封闭的讯问环境中，你孤立于你所熟悉的环境，内心脆弱惶恐，此时，一个亲善的面孔，能轻易取得你的信任。若再进一步，这副亲善的面孔说，他们站在你一边，为你考虑，与你共同解决问题，你很可能就此放松警惕。

生硬的米兰达警告破坏了这种“和谐”氛围。不过，四十多年来，警察已经适应，且懂得“变通”。实践中，几乎没有供述因违反米兰达规则被排除。甚至，讯问前，多数人已表示放弃权利。

米兰达规则在现实中暗淡，并不意味着它失去意义。执果索因，警察的“刻意”引导和规避，是规则形同虚设的原因之一。

正式逮捕前，存在灰色时段，涉案人未被羁押，警察告知他／她（Beheler Warnings），你未被逮捕，你可以自由离开。此时，不适用米兰达规则，律师不能陪同询问。但环境与压力，却与正式羁押时一般无二，警方有更多腾挪空间，展示讯问“技巧”。警察喜欢灰色时段。

进入限制自由的讯问阶段，形式上无法避开米兰达规则。警察程式地宣读后，问，“你理解这些权利？”，被讯问人点头默认，不待他／她是否有异议，是否要行权，旋即进入审讯。还有更隐晦的规避，伪装“亲善”的警察会将米兰达警告包装成形式主义规则，声称它只是警方与你共同解决问题前微不足道的环节。为了与审讯者维持这种好的关系，不需胁迫，被讯问人会主动卸下米兰达盔甲。如果被讯问人固执己见，警察会“语重心长”地“建议”，顽抗没有好处，律师只会让事情变得复杂。

即便违反米兰达规则，供述也不见得“无用”。虽然它自己丧失了作为证据的“能力”，但可以作为案件线索，找出其他证据。这些证据不会因为源头违法而被排除。此外，检察官还可以使用该供述评价被告人庭审陈述的可信度。总之，违反米兰达规则的供述不会轻易毁灭。

3. 米兰达警告变得无用？

规则千疮百孔，且极易规避。实证研究也表明，它并未对被讯问人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。它真的无用吗？不是的。

米兰达规则的规制效果减弱，早已走下神坛，化作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纪念碑。不过，我们本就不能奢求，一项制度设置能够解决刑讯逼供问题，它需要和其他钳制措施一起施为，方能起效。即便如此，米兰达规则仍是美国讯问制度嬗变中最重要节点。作为宪法性规则，它早已成长为讯问制度的基石，彰显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原则。

它告诉世人，我们不能被强迫作出于己不利的供述；我们有被告知享有诉讼权利的权利；我们可以在讯问时主张沉默权，中止讯问；我们可以要求律师在场陪同；我们也可以放弃权利，但必须以自愿、明知且明智为前提。如果警方侵犯我们的权利，他们的工作成果将付诸东流。

这样想，我们心中安稳——即便效果有限，公权力仍受规制。

米兰达规则的意义，正在于此。它不只在我们面临公权力责难时发挥效用，更是在日常，即让我们能够安稳、有尊严地生活。我们确信，在良善法律的明确指引下生活，不越轨，不侵害他人，就无须忌惮公权力。而在与公权力接触时，有类如米兰达规则的一系列保障，我们必能得到尊重，并被认真对待，而非轻易以集体利益等似是而非的理由被轻视或威吓。

我们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过的安全、自由、有尊严，而不是感到恐惧。如果公权力不受规制，即便受戕害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远方的陌生人，我们同样会感到恐惧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公权力的獠牙。这份恐惧严重干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
如果你是一名店主，面对不合理的税收，你不敢吱声，因为你恐惧；如果你希望为身边的弱势群体发声，向社会曝光他们的不幸遭遇，但你犹豫再三，缩手缩脚，最终不了了之，你感到痛苦，因为你恐惧；如果你试图承揽工程，你不敢相信招投标制度，不得不对官员阿谀奉承，打点一二，因为你恐惧；逢年过节，你必须逐一走访，给这些官员的“孩子”，奉上红包，因为你恐惧……

没有人喜欢生活在恐惧中，而且，这份恐惧本不该存在。类如米兰达警告的限权规则，意在避免人们滋生恐惧。它们植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，构成限制公权力的囚笼。

权利必须受尊重、被保障，权力应当受警惕、被限制。这是第一层共识。之后（第二层），方才讨论，这份权利清单，除去基本权利外，还需纳入哪些权利？个人权利与群体权益如何平衡？何种紧急状态，方能限制公民自由；这种紧急状态，如何被谨慎定义……

基于此，关于米兰达警告妨碍司法调查、放纵犯罪的看法（这也是任何限权规范面临的指责），只能被置于第二层讨论，其前提必须是保障民众基本权利，使民众免于对权力的恐惧。因此，米兰达规则的宪法地位，不可撼动。

4. 中国式的“米兰达警告”

大陆地区没有“米兰达卡片”，没有那句经典台词，但法律也规定了讯问前应当告知嫌疑人的权利。这些告知事项，集成于《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（被讯问人阅后签字确认），并体现于讯问笔录中。

如果你正受讯问，你可以为自己辩护，可以即刻要求委托律师作为你的辩护人（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）；如果你认为讯问人的身份可能影响公正判决，你可以依法申请他们中的一人或多人回避；你可以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；你有权核对讯问人就问答制作的笔录，并提出补充或者更正……上述权利，你均有权在接受第一次讯问前被充分告知。

不过，接受讯问时，你不能要求律师陪同；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你无法中止讯问，你必须“如实回答”讯问人的提问；你可能要接受长达12小时，甚至更长时间的讯问，在逼仄的环境中，面对以不同面目出现的讯问人或严厉或和善的提问；你可能不会被暴力对待，但言语间的威胁、引诱等擦着法律边界的措辞，同样可能让你做出违背良心的供述……

十余平米的讯问室里，情境因素与角色定位影响行为，中美趋同。美国警察存在规避米兰达规则倾向，大陆侦查人员同样如此。面对限权规范与案件压力之间似是而非的矛盾，公务人员往往趋向最省力省心的方式——刑讯逼供就是这类方式。

人们想当然认为，设置侦查限权规范，等于变相放纵犯罪。这里可能存在归因谬误。比如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曾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行试点，虽然试验存在不少缺漏，但也证明，该制度并非洪水猛兽，不会干扰侦查活动，影响打击和惩罚犯罪，还可以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。参与实验的侦查人员也消除了对该制度的顾虑。嫌疑人反馈，律师在场可以提供法律咨询，防止刑讯逼供，精神比较放松。

由于理念和配套机制跟进缓慢，律师在场制度尚未推广实施。类似通过试点证明可行性的，还有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，幸运的是，这一制度已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。

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限权规范可行性，是进行利益衡平时的谨慎之举，也是为了消除利益攸关方疑虑，获得广泛认可，推进制度实施。单纯以权利理论论证，只能用于阐释制度的效力来源，未必能说服大多数人认同某项制度。

即便破除制度理论和实践障碍，我们仍无法过于乐观。公权力机关在进行制度变革时，往往因内部利益博弈而反应滞后，且困于有限的人力和能力，无法做到主动且谨慎施为，毕竟公务人员只是普通人，存在思维局限，也会归因谬误。因此，应当给予学界更广泛的讨论空间和研究自由，允许社会建言（呼吁）和参与，建立良好的公共辩论环境，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，共同推动刑事司法制度发展，乃至更多有益于公众的制度变革。

本文写作参考：

1. 郑曦：《侦查讯问程序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.3；

2.（美）理查德·A. 利奥著，刘方权、朱奎彬译：《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2.5；

3. 顾永忠：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，载《现代法学》2005年05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