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到驾照半年有余，最近，才开始频繁自驾公出。

从步行到学会骑车，再从骑行到学会开车，技能提升，意味着生活空间在延展，生命中出现了全新体验。而往往在交界处（刚掌握技能时），才能敏锐感受到前后不同，也愿意思考，不同之处在哪里？有哪些新鲜体验？这些差异和体验，带给自己哪些思考？

独特的陌生人空间

与其他事项不同，交通将人们框定在一个独特空间。这个空间里，人们并不面对面接触或交流，而是躲在舒适铁皮里，通过含义确定的信号灯、适时鸣笛，与前后驾驶员沟通想法——超车、拐弯、示警、对礼让鸣笛致谢，当然也包括，不断鸣笛显露不耐烦，猛踩油门超车或故意别车表达愤怒。当然，也共同遵守着明确的外部规则。

语言交流在这里弱化为符号示意。而且，大多车仅一面之缘，人们无需顾及会被记住样貌，无需考虑还会再次遇见，抱怨或谩骂不会被外人听到，这里成为一个纯粹的陌生人空间，也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场。

既然是陌生人空间，我们的行为或许该比平日里放纵一些。那么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仍会谨守秩序？除了法规，还有哪些因素在约束我们的行为？

交规凭什么能够约束我？

忘了哪一天，拿到黑色封皮驾照，上面列明我的详细信息。它意味着，有权机关认可我作为考试合格学员，有资格驾驶相应等级汽车，持证上路。

也就在这一天，我为他人创设了一种风险。在高速行驶铁皮里的我，比之步行或骑行的我，更具危险性。在高速运动中，可能因为我的不当行为，使他人遭受无妄之灾。

为了个体便利，我令他人担负风险。那么，我便有义务遵守社会为了防范这一风险，通过合意创设的规则（比如交通安全法规）。一旦违犯，理应追责。在我看来，对此种观念的认同，是这类规范的效力来源。

规范具有指导意义，明确指示驾驶员如何自我约束。如若越轨，将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。我们通常也以此为标准，判断驾驶员行为是否得当。

约束的两个来源——“规范”和“自我”

在这个场域里，人们感受到的约束力，被限缩在两个来源——“规范”和“自我”。通过回答，陌生空间的人们，为什么愿意遵守交通规则？可以用来观察两者在约束个人行为上的不同作用。

“法规”约束具象为交通信号灯、监控探头、测速摄像、路面标识、语音提示等，驾驶员愿意听从这些符号指示，除了担心被法律责罚的原因外（工具主义的观点），还有可能是下面几种情况：一是认同前述观念，遵守规范是为了将为他人创设之风险降至最低，故而也认同规范本身的合法性，在一般情形下能够自觉遵守（规范主义的观点）。二是害怕麻烦，一旦违反规范，可能要费心处理事故，进行理赔或者其他法律行为，尤其对经历过这些程序的人来说，并不愿再为此花费精力（也是工具主义的观点）。

不过，规范注定难以将触角延伸至每一片区域。在“法规”约束减弱的地方，“自我”约束成为主力。个体在多数情况下，倾向于遵守特定空间的既有规则，与其他个体保持一致，这种处世方式能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感到安稳舒适。而当有人违反规则时，也可以获得指责正当性。

这种倾向，与平日里人们所处的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的环境有关。从而，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，在道路交通这个陌生人空间里，这种来自日常的特质，在多大程度上会继续成就驾驶员的“自我约束”。

“自我”的约束

事情在这里可能变得复杂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即便“规范”在空间消失，他／她可能处于无意识的行为模式，按部就班驾驶，不会刻意违章，也未必是遵照内心认同的规范行事——合理驾驶已成为下意识行为。不过，如果路况允许，或许会选择超速或不合理并线，这时就进入意识控制状态，并相信危险不会发生，或者可以轻易避免。

除了下意识的状态，还有一种可能——我们常会自我评价为有责任感、善良、友好、独立……也即，我们会认为自己是“好的”。这种自我认同，让我们可以自觉按照这个陌生空间合理的行为模式要求自己。这也让我们在违章时感到不好意思或歉疚。不过，我们往往也更容易关注他人驾驶时的不当做法，并很快遗忘自己的错误。

毕竟“规范”消失了，原先分配给它的注意力，可以被用来做其他的事情，比如和铁皮内的其他同伴聊天，打个电话，或者只是让思维飞一会。

“自我”约束时常靠不住，而且对于不同人来说，有强有弱。在这陌生空间里，要取得立竿见影的干预效果，规范是最好的选择。过去常年劝诫酒驾宣传效果不彰，但在保证执法效率的重罚（相对行为而言）下，酒驾却显著减少。

通过规范（外力）来矫正自我行为，比之自我调节让我们少耗费精力。我们可以很快为行为找到正当性来源，并根据规范要求付诸实践——预计要喝酒，就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出行，或者酒后找代驾，无需焦虑要不要开车，或者其他人怎么看自己——有时候太遵守规范未必会获得正面评价，但在严罚之下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“心安理得”守法。

★本文部分观点参考《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》（Why People Obey the Law）、《社会认知》（Social Cognition: Making Sense of People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