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心里，都住着魔鬼。在恰当的环境里，它将脱离掌控，无声占据人类的躯干，驱使人们进行着不可思议的恶行。

执法人员（公安、检察人员）刑讯逼供便是一例。

静下心想，我们身边的警察、检察官朋友，多善良谦和，很好地“扮演”着父母、子女、朋友的角色。然而，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，当他/她进入提讯室或询问室时，却是另一副样貌——对待涉案人措辞严厉、威逼利诱，甚至施以暴力。

一个平日里善良谦和之辈，为何披上执法者的外衣后，便在“戾气”中沦陷？

为什么需要“戾气”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执法者会解释：以“硬朗”的姿态面对涉案人，通过严厉的措辞、封闭的环境等方式，形成对被询问/讯问人的压力，作为一种有效的取证手段是必要的。

当然，面对大多数涉案人，即便有所抵抗，通过出示客观证据，辅以情理、法理可接受的适度压力，承认事实的比例不低。为剩余1%的疑难案件，逾越法律边界，面临被问责的风险，实无必要——这是当下很多执法者的利弊决断。

不过，若这1%的案件受到领导或舆论关注，执法者的“自主性”将受到极大干扰。在“政治、社会、法律三效果统一”的指引下，法律原则和规范是可以变通实施的。这种变通，未必逾越边界，而是为现实的做法和目的寻找法律上的“合理”解释。若这种寻找极度困难，也可以通过执法者与当事人的集体噤声，使不合理的行为永远潜藏于黑暗中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？

当一个普通人开始“扮演”执法者的角色时，会倾向于迎合公权力和社会对这种角色的期待。两者的期待时有冲突，且处于变动状态，故而，“当一个怎样的执法者”便也在不断变化。

不远的过去，执法者对于“适度”的刑讯逼供还习以为常，涉案人也做好被暴力对待的准备。公众难以想象的各种刑讯手段，给涉案人形成极大的恐惧和痛苦——文字难以描摹的恐惧和痛苦。

这种肆无忌惮的状态，让人们感受到公权力的威胁，进而关注暴力取证，这引起当权者警惕——通过“蛮力”取得证据，即便结果正义，也难取信于民。方才开始倡导程序正义，并逐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很多执法者难免怨声载道，原先利用“手段”可解决的案件，现在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处理。许多“办案能手”忽然不会办案了。

不过，即便刑讯逼供现象减少，威逼利诱式的措辞、长时间的讯问/询问、高压的审问场所等次生方式，仍屡见不鲜。很难轻易界定这些方式合理与否，并为之确立法律边界，现实角度的评价，也并非黑白分明。但即便再艰难，也须为之。

刑讯受害者的伤痕，引公众同情，甚至产生对权力的恐惧和愤恨。但身处其间的执法者，并不认为这样的“工作方式”有何大错。施暴者告诉自己的是，他/她为追求心中的“正义”，刑讯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，这是权威赋予的职权。他/她以此掩盖初始“为恶”时的不适，直至最后麻木，甚至耽于其中。其他冷漠的旁观者，会认为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，既然阻止不了，索性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
为什么会有“戾气”？

无疑，执法者对于制度赋予的，“代表国家主持正义”的身份，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。基于这种认同，衍生出侦办案件过程中的自信，在“呵斥”涉案人、“侵犯”其住宅、身体时，可以辞严义正。很难要求执法者在审判前，将“无罪推定”作为内心确信，贯彻于执法过程始终。他们必须从内心“否定”涉案人，才能“狠下心来”进行调查。

同时，在一个完善的行政司法系统里，执法者很难意识到“自我”的存在，不愿也不能拥有个性，更倾向于成为“螺丝钉”的角色，维护系统的顺畅运行。即便意识到系统运行存在偏差，“责不在我”，也便听之任之。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不合群的人。

在这样的系统中，如果法律不能成为权威，而是某个团体或个人成为权威，便是危险的。自称理性的权威，虽然可能在一般情形下尊重法律，要求系统内的集体按规范行事。然而，如果权威认为，有些事情需超越规范方能实现，他们可以迅速动员系统的力量，不择手段。系统内的人们，因为有来自权威的“批示”，擎着尚方宝剑，即便罔顾规则与情理，也可心安理得。

以法律之名，也让执法者对不恰当的行为负罪感降低。纵然证据标准严格，难免有可以腾挪的空间。于是，侵犯公民权利被饰以“依法”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、逮捕等法律名词。只要“上下齐心”，法律的真实意图便可被有意忽略，只为达到某种法律之外的目的。

如何遏制“戾气”？

简言之，要成为自己的“旁观者”。

一旦这个系统出现让你感到不适，或者曲解法律的行为时（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），便要警惕，不要下意识地为行为寻找“正当性”，以消解自己的不安。要存留这份不安，咀嚼一番。若真错了，那便承认。即便在系统中，恐难有所作为以弥补错误，或可与系统若即若离，或由你给予涉案人和法律恰当的尊重。

这份警觉需要“自我”支撑，“独立之思维”可以抗衡系统的同化与权威的影响。虽然人们都渴望被群体所接纳，但也要珍视自身的独立性。追求融入群体的安全感，不意味着只能在公民权利受侵害时持冷漠的态度。

在系统内，对权威掺杂服从的尊敬，恐难避免。但这份尊敬仅指向公正的团体或个人。对于不义，内心要抱持反对，守住良知，以及法律底线。来自权威的不义举动，往往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沾染意识形态的气息，很多情况下不能有效论证施行的合理性。唯一值得信赖的，只有良善的法律。

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和证据标准，并非只是执法者的行动指南，更是为提防这些人的不当行为。因为它担心，很多人内心潜藏的魔鬼，会在规制不当且受人蛊惑的情况下，跑出来为恶。这就要求，把持“刀把子”，或者本就是刀刃的团体或个人，须在法律规范内行事。不然，便可能成为一把魔刀。